人文地景的再现—— 东海大学早期校园文化资产博物馆聚落策展初步研究及规划

东海大学校园,在台湾战后现代建筑的发展脉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第一代接受现代建筑洗礼的华人建筑师,贝聿铭/陈其宽/张肇康三人的才思齐聚大肚山。透过联董会的设校计画,创造出有别于其他学校的新式教会大学。但直到2014年Getty基金会用Kepping It Modern的国际现代建筑奖助计画,选定东海大学的路思义教堂。东海大学才因为这么一个国际性组织认定的机会,重新认定东海大学校园这些现代建筑文化资产的重要性与意义。也从至个奖助计画之后,东海大学启动了校园建筑文化资产身份的申请。教堂/毕律斯钟楼/旧艺术中心以及卫理会馆都陆续申请到文化资产身份。而作为战后现代建筑里程碑的早期校园,也在2021得到了“文化景观”的身份。

执行Getty计划,更重要的意义是借由Getty计划全球推动的保存管理规划(CMP),让我们知道保存文化资产,不是取得文化资产身份就算结束。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些文化资产的使用者和拥有者知道自己拥有或曾经使用过的文化资产空间有何重要性?为何重要?简单地说,就是使用者与所有者“主体”本身的认同,以及如何建构这一种认同的过程,比问话资产指定的理由更为重要。也正因为有这个“认同”再建构的过程,我们才有机会把建筑空间,与使用空间的人连结起来一起检视,并重新共同建构空间与人共生的珍贵历史。但是,大部分人对于东海校园的认识,往往只停留在校园建筑出自建筑大师之手。东海教堂是东海校园最著名的“景点”,游客络绎不绝。很多到访者,包括我们自己的师生与家长,恐怕也都仅是以教堂为背景拍下几张照片,随即野餐或离开。我们是否可以借此机会重新思考,即使教堂及校园已经有了文化资产身份了,东海丰富精彩的历史可以找到哪些方式让师生、家长,乃至于到访者知道?

我们很幸运,教堂、钟楼、艺术中心这三个颇具知名度的现代建筑经典都集聚在校园最核心的草坪上。——透过规划,或许我们可以找到和每一个使用过或路过东海校园的人有新的对话机会。连结校园空间与人,—一起还原校园的记忆,重新建构共同的历史,是我们这一门课最核心的关切。

尤其在我们知道东海的身世:东海其实与上世纪的在华13所教会大学有深厚历史渊源之后,我们更觉得目前在进行的这个对话机会的探索,非常有意义。当我们把十三所教会大学成立的先后次序排列出来之后,我们发现了背后更大的历史:五四运动后,国内高张的民族主义要求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收回教育权。

时任联董会秘书长的芳威廉为了体现与之前的13所教会大学截然不同的创校理想,选择了从已经行之有年的民族形式中出走,向现代建筑全然翻转:他刻意找到现代主义大师葛罗培斯来设计现代的华东大学,年轻刚从哈佛大学毕业的贝聿铭成为葛罗培兹的助手,也因而预埋下了以贝聿铭为代表的第一代接受现代主义洗礼的华籍建筑师与东海大学连绵不断将近廿年的长远关系。华东大学本来预定在上海兴建,是一所由三个学校各出一个学院筹组的新大学,被葛罗培斯认为擅长于表现中国精神的青年贝聿铭将中国建筑的回廊与院落表现在校园的群落关系上。在当时,华东大学想从江南的三个大学各出一个学院所组成,并从这个基本的组成结构,连同其对在华十三所大学“师生共同生活”于校园中的校园生活型态的肯定,而建构出了华东大学的基本空间架构。这个架构,也透过贝聿铭,延续应用于东海大学校园。

简言之,整个东海大学校园,就是一个师生共同生活为主轴的小型liberal art college博雅大学教育理念的空间化版本。800个学生与百余位教职员共同生活在一个以邻里单元尺度建构的校园里面,也推演出了非常独特的校园生活。也正因为这种共同生活的经验,加上陈其宽与张肇康非常用心经营的建筑物与建筑物之外的校园空间,所以早年的校友最津津乐道的是,再见面的时候有谈不完的校园生活记忆。

也正因为如此,东海在台湾所有的大学里面,是最早有校园生活回顾,并最早有校史的。数量之多,全台之冠!我们对照其它学校的第一部校史出现的年代,东海第一部校史明显早于所有学校。且东海已经出了六部校史了,其他学校还仅有一部。在东海的六部校史中,40周年校史应该是最特殊的一个版本:它率先带出了生活史的书写角度;书中有许多早年的生活回忆与人物的口述专访,还原了创校四十周年很多人的集体记忆。而东海整个校园,以及共同生活的集体记忆,其实也塑造一种在别的大学很不容易看到的校园认同。这个校园认同,让东海大学在国内的大专院校里,有更多因为校园空间的改变而启动的保存运动与抗议事件。东海也是与台大同步推动校园民主的私立大学,这个是整个校园发展史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然而,虽然东海大学有这么多部校史,这么深厚的校园认同。但对比到其他大学,很多学校都有校史馆,有的是先有校史再设立校史馆,有的是先设了校史馆再出版校史,但东海却迄今都没有类似的机构与空间。甚至有些大学都还没有校史,但已经先成立了校史馆。我们知道,东海虽然没有校史馆,没有一个正式的场域和管道来告诉所有人东海有这么丰富的历史,但东海的历史就在那里:我们应该可以找到一个不同于大部分学校的校史馆的这种方式,来建构东海大学历史,并创造对话的机会。

事实上,国内和东海一样有丰富历史的大学里面,有两所大学并没有成立校史馆;反而是用“博物馆”的概念企图去和过去的历史、校友以及当下的师生进行连结。但是台大校园文化资产诠释课程的前身为2002年成立之“校园导览队”,它起初不是先有一个校史空间去开始的,而是台大的一群师生自觉校园有很特别的文化资产,他们用课程去开启他们对校园文化资产价值的探索。而成大博物馆的成立最初是1999由于旗山许伯夷先生有意捐赠成大大批历史文物,当时之成大翁前校长政义与翁副校长鸿山期望结合校内现有的收藏,开始筹组博物馆筹设小组。在新图书馆成立后,原有的旧行政中心闲置,于是就做为博物馆筹备处暨展场空间。

前面这些例子都提醒了我们,在博物馆的概念中主体本身的重要性,而校园环境/ 校园生活记忆的主体就是过去到现在的师生和校友。过去的记忆如何变成校园历史重新开始的过程,这样的过程我们在美国的Ak-Chin博物馆看到了很类似的模式,他们的概念叫做生态博物馆。生态博物馆概念组构了过去的经历以及历史所附着的脉络,让展示主体可以还原至物件或事件的当下,让主体的主观经验、历史的陈述权还回主体本身去诠释,让物件乃至主体还原于脉络中,直接的展示自我。东海有机会用与之类似的博物馆聚落这个概念,去建构可以回到人物、事件以及当年的生活情境发生的场所,去还原那段历史。

2022年底即将启动的路思义教堂修缮,既是国内文化资产领域的大事,也是东海借此机会掌握和社会互动的良好契机:我们可以透过启动文化资产的大众教育,顺势将东海过去丰富的历史与人文涵养,分享给为文化资产修缮对东海大学好奇,或想来一探究竟的到访者。目前已经确认却尚未准备好的空间,有在奥柏林广场上的邮局和信箱间,还有在教堂旁边的艺术中心,以这些空间来配合教堂修缮时为期一年的展示计画。东海大学主要的车行和人行动线都以约农路和笃信路为主,也因此人们会很常经过教堂附近,我们的策展计画位置是位在教堂和奥柏林广场。计画开始之后,将在古蹟及其定着土地之范围到建筑物墙边设置管制范围。

旧艺术中心将是整个展示,也就是博物馆聚落的原点。整个策展的空间配置主要分为教堂和奥柏林两个区域,教堂做修缮工程,奥柏林广场是作workshop 和展示空间。参观动线分为三条:日常师生动线、访客参观动线和工作营动线。会在教堂的南侧设置一处平台,由约农路进入,可达到一个高处近距离参观教堂的施作,施工期间围篱也可作展版作展示使用。我们计算了奥柏林室和旧邮局,以及铭贤堂正面的可供展示面积,实际上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规划,用经济的造价和工法,做若干个模组化的可组合展示架,用以补足展示面积。而且还能随着整个策展计划的不同阶段,可以因应不同活动做组合并围合多种临时展示空间。以与教堂有关的学习工作营为例,分别有工作营的成果完成前后两个时段,便有不同的展示方式。

这次策展计画是作为博物馆聚落的一个起始点。接下来,我们认为台大、师大与成大的经验,都可以供我们参考:我们可以先透过通识的课程,让更多的学生透过历史记忆的走访。把老师、校友、师母等引动,让他们集体的还原已经行将消逝的历史记忆。预先开设的课程有建筑系的studio和实习workshop,另外还有2023年春季开始的通识课程,让课程上的同学们回到自己的系上,透过文献资料、口述访谈和现场调查,开始探索自己系所、人物的故事背景。我们建议的通识课程可以如上方式进行。在这样的构想基础上,我们先对政治生物外文三系进行文献爬梳与口述访谈,以纪录片的方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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